世界中国学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2023年11月24日，习近平主席向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致贺信指出，希望各国专家学者当融通中外文明的使者，秉持兼容并蓄、开放包容，不断推进世界中国学研究，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为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注入思想和文化力量。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同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丰富发展，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底蕴。中国学，积淀着深厚的学术传统，充满了新时代的勃勃生机。正如阿拉伯谚语所言，“求知，哪怕远在中国。”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与认知，使中国学应运而生。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踏上发现东方之旅，以一部游记激发欧洲对中国的集体想象，成为西方研究中国的滥觞。其后，从1582年利玛窦旅居中国，到1814年法兰西学院设置汉学教席，两百余年间，世界对中国研究热度不减，形成以中华文明研究为主的汉学研究范式。20世纪中叶后，汉学逐渐被将中国置于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展开研究的中国学超越。2004年，在首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世界中国学的概念被正式提出，这一以中外互鉴为核心内涵的新研究范式，致力于解答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这样的全局性问题。

　　被中国认可的感动

　　如何理解世界中国学？在加拿大历史学家卜正民看来，世界中国学的“世界”二字强调克服文化间的交流障碍，倡导通过增强彼此认知来弥合国与国、文明与文明之间的认知鸿沟，因而区别于“汉学”和“中国学”。

　　卜正民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荣休教授，他以全球史眼光研究中国明代历史，享誉学界。他提出并坚持“将中国视为世界一员去认识”，认为“世界是我们共同的家园”，这一研究路径得到广泛赞同。在2023年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上，卜正民与韩国延世大学荣誉教授白永瑞、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院卓越院士马凯硕一起被授予中国学贡献奖。

　　自2010年设立，中国学贡献奖每两年颁发一次，是中国学术界为终身从事中国学研究和长期致力于中外人文交流的海外学者授予的最高荣誉。迄今为止，获得这一奖项的25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可谓世界中国学这门古老而年轻的学问蓬勃发展的缩影，他们的个人经历也与20世纪的风云变幻相互交织。因为工作原因，我与其中一些学者有过交往，每每令我生出触摸历史的激动之感。

　　我至今记得与首届中国学贡献奖得主、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教授为沟通其获奖事宜而进行的初次通信。谢和耐青年时代参加反法西斯战争，二战后开始研究中国，成为20世纪下半叶法国汉学复兴的关键学者。可想而知，当我看到时年89岁的谢先生用中文回复电子邮件并称我为“秘书大姐”时，我是如何的既惊喜又好笑。后来，我从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处得知，谢先生在收到我的邮件后，决定必须用中文回复以示郑重，但苦于电脑上没有安装中文输入法，于是，另一位法国汉学家汪德迈教授专程坐火车给他送去自己的电脑。两位白发苍苍的汉学大师在法国小镇的一家咖啡馆里，一起琢磨着发出了这封邮件。

　　“在中国被认可为一个真诚致力于向西方解释中国的人，令我深受感动。”马凯硕在获奖感言中引用了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的这句话。因为日程冲突，马凯硕无法亲自到场领奖，在2023年10月来沪出差时专程到访上海社科院，并录制了感言视频。他说：“我的好友傅高义教授也曾得过这个奖，这让我感到特别高兴。”

　　2013年，傅高义同样因时间原因未能出席颁奖仪式，发来获奖感言的录音。在2020年去世前，他保持着每日笔耕的工作习惯，案头留下未完成的个人回忆录仿佛是与同行们进行一场从未终止的对话，正如他在感言录音中最后说道，与中国学者一起研究中国的改变——“不亦乐乎！再见啦！”

　　“内外之问”的新解

　　2018年中国学贡献奖得主、耶鲁大学历史学家史景迁有感于利玛窦的中国经历，翻遍他的书信手稿，写成《利玛窦的记忆宫殿》一书。史景迁在书中记述，1585年利玛窦觉悟要想真正进入中国人的世界，便不能保持局外旁观者的身份。于是，他学习当地语言和礼俗民情，并与中国文士合作编纂词典、翻译儒家经典，从而拉开西学东渐与东学西传的序幕。

　　在此次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上，卜正民也多次提及“内与外”的思考。1975年，他到复旦大学留学时，未曾想到自己将在中国学领域耕耘半个世纪，更无法想象会获得这份代表这一领域最高荣誉的终身成就奖。“一个基本事实：我不是中国人……我永远无法像中国人那样完全理解中国。”这是他与利玛窦共有的一种焦虑，而改变则来自与复旦大学教授朱维铮的一次对话：朱维铮把中国比喻成一个房间，中国历史学家坐在房间里研究，海外学者在房间外研究，“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研究需要外国学者”。如醍醐灌顶般，卜正民就此找到研究的方向与定位。

　　“中国学研究者的整个职业生涯都要面对‘外国人视角’的挑战。”卜正民的同代人、美国中国学家柯文也曾这样说。文化塑造了群体的自我表达和行为方式，也可能造成不同群体之间的距离，由此产生刻板印象、矮化或神化对方的现象。20世纪70年代，以西方标准去决定哪些中国故事具有价值的研究方法已逐渐动摇，年轻的柯文决心“深入中国，像中国人自己亲历历史一样……而不是关心西方人认为富有价值、自然而然，或符合常规的事物。”他把这种研究视角称为“中国中心观”。这一说法随着他的论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的出版而风靡中外学界。

　　中国学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今天，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变化为“内外之问”提供新的答案。柯文在2022年出版的回忆录《走过两遍的路：我研究中国历史的旅程》中写道，外国人视角“有助于分析（中国）故事在人类广泛经历中的普遍意义，一旦至此，文化特殊性就不再那么重要”。他的这一想法与卜正民秉持的“将中国视为世界一员去认识”不谋而合。无论是以“外国人视角”深入中国，还是从全人类高度思考中国，这种思想嬗变正是中国学的世界性日益彰显的表现。

　　“一种回家的感觉”

　　史景迁曾在获奖感言中说：“60多年前，我开始对中国着迷，从此再也无法说服自己去追求别的事业。”他撰写的《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一书，以个人传记的形式，描绘了17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以知识技术传播为媒介参与中国历史变革的外国专家群像。最终，史景迁发现，他们的故事讲述的是中国如何改变了他们，而不是他们如何改变了中国。

　　这令人想到2015年中国学贡献奖得主、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裴宜理的故事。裴宜理1948年出生于上海，在日本长大后返美求学。她进入东亚研究领域后没有选择当时在美国更热门的日本学，而是被中国问题强烈吸引。1979年，裴宜理成为首批前往新中国访学的美国学者之一。1986年至1987年，她应父亲昔日的学生、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张仲礼之邀，以该院学者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完成的上海工人访谈录和丰富档案为资料，围绕20世纪上半叶的工人运动展开研究。裴宜理的研究视角、分析方法和结论，受到中国学界的肯定，在张仲礼看来，“接触不同的观点，正是国际学术交流的主要目的”，她不禁感叹研究中国是“一种回家的感觉”。

　　不同国家与文明如果能够互相尊重彼此积累至今的思想和生活经验，就能“从自己所身处的生活现场出发”，最终迈向文明的新境界。回顾研究生涯，白永瑞谈到20世纪70年代初，他希望通过借鉴中国经验来思考韩国现实，因此投入中国现代史研究，至今仍在思考“东亚共生社会之路”。一如美国历史学家列文森所言：“在中国历史中有很大的开放空间，有希望能从中找到漫长的回家之路。”在中国历史的变化中寻找理解人类共同处境的方法，可以帮助其他文化和社会背景的人找到安顿思想和心灵之处。

　　今日之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中国理念、中国智慧、中国故事日益受到世界关注。从全球视野观照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推进世界中国学研究，将为回答“人类向何处去”的世界之问、时代之问、历史之问提供启迪。从汉学到世界中国学，这条路已经走了数百年，一代又一代中外学者通过文明对话，帮助人类寻找通往共同家园的路径。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 人民日报 》（ 2024年01月08日 17 版）